大清的气势外交，大清初次接触外国，还不太了解西方已经通行的那一套对等外交规则双融优配，仍以天朝上国自居，视所有外来者，均为蛮夷或藩属。
特别强调礼义不亏，就是说架子要摆足，气势以及大国威严，一定要到位，上下尊卑的礼数不能有亏，至于实际讨论什么问题，那倒不是最重要的事了。
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，表情、姿态，位置次序就是更重要的环节，他们以为，只要在场面上赢得了面子，拿足了腔调，约等于赢得了谈判。于是，冷面以对，仪态威严，手藏于袖，成为他们面对外国代表的标准动作。
他们就以这种外交姿态，来代替实际的利益交换。在很长一段时间，这种观念，深植于清朝帝王以及各级官员心中，以及对外交涉的实际操作中。
1793年，英国为和大清寻求贸易，借乾隆80大寿之际，准备了两年，精心挑选了两大船礼物来祝寿，包括蒸汽机、火车，珍妮纺纱机，钟表等等，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器物，能代表他们先进生产力的机器。他们觉得按照常规，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外交关系，应该能得到大清的尊重和对待。希望以这种礼尚往来的方式，与大清建交或贸易。
大清则要求英国使臣双融优配，必须以朝贡礼仪来觐见皇帝，行三跪九拜大礼，礼部官员也如临大敌，全程要求保持肃立，冷面，以示威仪，英国人记录道：“中国官员，双手藏于袖中，以不屑的冷眼，注视着我们”。在英人眼中，这种接待毫无诚意可言，他们不认为这是威严，也不觉得是什么礼仪，而是拒绝交流，是敌意，甚至是挑衅，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，更是两种认知的冲突。一个要求平等，一个强调尊卑，一个要求互信，一个展示威仪，简直是鸡同鸭讲，同一事件，各自表述。
这种接触，表现在此后的多个外交场场合。咸丰时期，肃顺接见英法等国使臣，英方文献记载，西方代表试图解释条款内容时，肃顺双手覆袖，不说礼貌的外交辞令，不请坐，以居高临下的眼神，盯着翻译和对方代表。而沟通过程，肃顺全程以沉默应对，脸上带着仿佛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神情。
另一位英方随员也在日志中写道，他不发一言，只以冷漠的目光，盯着我们，仿佛我们打扰了他的清静。
像肃顺这样的姿态，在清朝官员，对外接触的场景中，大量存在，清朝官员，倾向于在外交礼仪上保持绝对优势，希望通过姿态威慑对方，而不是通过谈判沟通，切实解决问题，谈判似乎变成了一种表演的舞台。而肃顺，在旗人官员中，还是以开明和开放著称的呢。
那么，对方会不会被大清的威严吓唬住呢？英国海军日志也有记载，“他们摆出严肃的姿态，但我们既不畏惧，也不认为那是真正的实力”。这种重视气势上，压倒对方一头的精神胜利，并无助于他们真正了解国际秩序的变化，从而从根本上忽视了最实质性的利益，也丧失了收集信息，评估风险的能力，让许多可以通过谈判化解的冲突，硬生生的拖成了军事冲突，许多本可以通过妥协和互换，达到的协议，最终都不可调和。
这种事例，基本见于每一次谈判。一味的愚、一味的诈，一味的你没资格和我聊。所以我们回头看这一段， 怒视外交，气势外交，不光是一种姿态，而是一整套认知方式。
然而世界的运行规则，不是靠气势夺人，而是有理有据，有原则有妥协的博弈，这样才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目标。
气节不亏，不是姿态傲人，而是不在原则利益上让步，这种事例太多了，和俄国勘定新疆边界时，清朝官员竟连我国的界识都找不到。被俄国人多划去了许多疆域，让伊犁差点沦为一个孤立的点。
后又是曾纪泽，跑去俄国多方交涉，斡旋，才又划回来一部分。另一部分则永远被强行划走。
影视作品中为了增强外交官们的爱国情怀，也多以姿态、气势和激烈的言语，来强化或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立场，可惜那只是一种情绪表达，对谈判的实质不但毫无帮助，甚至会引起更多的敌对和恶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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