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个从业几十年的媒体人，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邱兵，赶上过新闻行业的黄金期：从《文汇报》记者到创办《东方早报》，又在数字时代来临时创立了《澎湃新闻》。
随着媒体行业日渐衰落，传统媒体人接连退场。几年前，54岁的邱兵一度陷入焦虑，晚上他围着床不停打转，想自己还能做点什么。离开最熟悉的行业后，他试图寻找人生的另一个“出口”。回归最本真的能力，写几个字。
两年前，邱兵与“阿里巴巴十八罗汉”王帅，共同创立了文学平台「天使望故乡」，试图“还严肃写作一个尊严”。这被他视为媒体使命的一种延续。
同时，邱兵也开启了自己的写作计划。今年6月出版的《鲟鱼》是他写的第二本书，大部分围绕家乡重庆巴南鱼洞镇的人和事。比如，认为人可以始终利他的老警察邻居“何雷锋”；因为恩怨盯了仇家十几年，只为判断对方到底是不是个好人的马爷。
展开剩余89%有读者看完评价说：“作者是一个具备幽默感的重庆人，一个心底柔软善良的粗人，一个有大侠梦的文人。”
11月1日下午，我和邱兵在三里屯的中信书店见面，他身高170出头，微胖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谈话温和、幽默。我问他，为什么《鲟鱼》里经常提到人物的身高，还说发现自己身高不在增长时，难过得哭了。
他笑着说：“因为真的很难过。”
这几年来，邱兵一直辗转于波士顿、上海和重庆。女儿在波士顿读书，因为白肺坐上轮椅的父亲也需要他来照顾。疫情期间，他的哥哥、发小、母亲相继离世，悲伤如一座大山压下来，成了心中的怨，“我们都没有好好告别”。
对亲人的怀念给了邱兵写作的动力，《鲟鱼》的封面上有一段话：“有一种鱼，它允许自己奋斗一生，却回到起点”。对邱兵来说，物理上的回到起点，是在家乡和亲人中找到可依靠的秩序；而精神上的回到起点，是靠写作慢慢平复心中的遗憾，跟自己和解。
文｜罗镇昊
编辑｜阳少
邱兵
出生于重庆巴南鱼洞镇，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。曾任《文汇报》记者，2003年创办《东方早报》，2014年创办《澎湃新闻》。
一本书的开端，与一个人的写作动机
青年志：这两年，你连续出了《越过山丘》和《鲟鱼》两本书，作为一个几十年媒体老炮儿，为什么这个时候开启你的个人写作计划？
邱兵：2022 年我已经是个灵活就业者了，女儿在波士顿读书，太太在那边陪她，我偶尔过去和他们待一段时间。有天晚上我一直围着床转，就在想 54 岁的年龄我还能做什么，我觉得我会饿死。最后我想到两点，我一定要做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创元网，我不太接受求生式的做事，首先这个事是我享受的，然后在里面找到商业的可能，这是我觉得合理的逻辑。
青年志：离开熟悉的行业之后，你是如何寻找“出口”的？
邱兵：2022 年我想过很多事，我说我要做生意，开餐馆，我老婆说你笑死我，你开餐馆亏在哪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又想到专职炒股，一个华尔街做金融的朋友告诉我，那些散户亏损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们总觉得自己能精准的踩中每个波峰和波谷，一直在跑进跑出，意思就是我做不了这个事情。哪怕是做网红、kol、带带货，或者是做短视频、短剧，我也都考虑过，同事说你不要看向下沉的内容，你还做不了这个事儿，你下沉不过别人。
真的是差不多一个瞬间，我就知道我应该写字，而且我觉得没必要以一个什么作协作家之类的身份去写，而是作为一个素人，这是最合适的人设。写得好一点之后，再去考量流量方面，能不能把它往产品或者互联网的方向转，一步步去探索其他机会。
青年志：《鲟鱼》的封面上写着一句话，“有一种鱼，它允许自己奋斗一生，却回到起点”。对你来说，回到起点意味着什么？
邱兵：我有一个说脱口秀的朋友叫梁海源，他说过一句话，淡泊名利是不对的，首先要有名利才能淡薄，都没有过名利你淡薄什么？
差不多二十多年前，我们还在媒体的光环下，表达的东西都是最前沿的。大概从十年前开始，实际上已经在往后退了。商业链条断掉之后，中国式的成功学就会认定你是边缘的，你的社会关系，你的人脉资源逐步消退。
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文学梦，我觉得自己还有写几个字的能力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吹，我写作的辨识度是比较高的，我姐姐会说，这一看就是我弟弟写的。对我来说回到起点就是，还可以写几个字，做一件自己的能掌控的事。
《鲟鱼》明信片，张金伟设计，邱兵手写
家乡、亲人与可依靠的秩序
青年志：鲟鱼从入海口洄游到长江，只为回到出生地产卵繁衍，途中它们翻阅葛洲坝，一次次腾空飞起撞向泄洪闸，直到血肉模糊，十分壮烈。而《鲟鱼》这本书大部分也是在写你的家乡重庆鱼洞镇的人和事，你有没有想过再回到家乡生活？
邱兵：我和我老婆讨论过，我再干十年，把女儿送到硕士博士毕业，到67岁就回到镇上生活。但我太太是上海人，她不太适应那里。
青年志：是什么让你有这种念头？
邱兵：哥哥和母亲相继去世，父亲因为白肺听力下降，坐上了轮椅，需要人照顾。2023年开始，我每年都要回到重庆的小镇两次，陪在我爸爸身边，基本是最冷和最热的两个月。自从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可能只有过年或者出差的时候回去几天，也不住在家里，有时候是住酒店，这完全不一样。
回到家乡之后，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，小镇里的价值观，知识范围，行为举止，都让我感到熟悉，他们在哪个节点会打起来我都能猜到。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，比方说上海是一种文化风格，北京是一种风格，在波士顿的话人手里还有枪。而在重庆的小镇，夏天可以光着膀子在江边钓鱼。而且在这里生活成本非常低，一个月两三千就能活得很好，一切都让我感到安心。
青年志：亲近的人相继离开，对你来说是一种怎样的记忆？
邱兵：2020年春节，我带着太太和女儿回到重庆，一大家子人在嘉陵江的一条船上吃年夜饭。虽然我哥哥喝酒很多，有点到了依赖的程度，但那时看他还挺好的。等我飞回上海后，很多地方已经封控了，大年初五那天，嫂子突然打电话说，哥哥突发脑梗，想叫救护车。当时救护车资源很宝贵，不好叫，等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呼吸了。我从上海飞回去为他办理的后事，殡仪馆要求不能超过十个人，我们九个人都穿着防护设备，全副武装的匆匆忙忙进行了仪式。
2022年冬天，我妈妈离世的时候我在波士顿。医生说她的白肺已经蛮难救回来了，告诉我不用回来创元网，也买不到票。当时母亲很抗拒治疗，自己把身上的设备和吊水的针全拔了。后来还是决定把她转到ICU，医生轻描淡写地和我说，只能插管。我知道插管这个东西是很痛苦的，也没有什么尊严，觉得特别崩溃。治疗的第三天母亲就走了，我从美国赶回来参加母亲的后事。那时候找不到能火化的地方，还是托人到郊县的一个火葬场火化的。
2019年邱兵的父母
青年志：你曾经提到，母亲给了你很大写作的动力，《鲟鱼》的序里也说，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让女儿了解爸爸的过去。亲人为什么成为你写作上最大的驱动力？
邱兵：因为我那几年遭遇了很多事，我的哥哥是在2020年第一个月去世的，2022年夏天，一个患有胰腺癌的发小也离开了，同一年最后一个月，我母亲去世。我分别为他们写了墓志铭，很长一段时间我走不出那个状态。
这些事情可能在这个年代里不算什么，但对我来讲就像一座大山压下来，心里有很多遗憾，或者说怨吧，我都没和他们好好告别。所以我把他们写下来，会有种和解的意思，慢慢平复，证明我怀念过他们，不只是以墓志铭的形式。
写作、价值与立场
青年志：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开始转向个人写作，或者去做播客和短视频，这是否意味着新闻衰落之后大家都在寻找其他表达的出口？
邱兵：这个行业确实日渐式微。
作为一个媒体老炮儿，我觉得新闻行业蒸蒸日上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素，一个是它要在表达的最前端，或者说意见领袖也好，你的声音是最主流的；第二个要满足在商业上活得体面，这也是不能回避的话题，做都市报也好，做网站也好，在商业上都得有一个良性的循环；第三个应该立足于前两个前提后，要让高智识的人才聚集在这里，比如以前读新闻系的好多都是状元，一些理工科的人才也愿意来工作。
在我看来现在新闻行业一个都没有满足，可能是互联网的冲击，也有监管的原因等等。传统媒体不再是“意见领袖”级表达的机构了。商业链条也已经断掉，我也不觉得这里是人才的高地，更多人去大厂或者做自媒体了，或者躺平。
青年志：成立「天使望故乡」某种程度上是媒体使命的一种延续吗？
邱兵：我们早期做媒体的会有一些价值感上的诉求，比方说我们要匡扶正义，要揭露丑恶对吧。但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身上没有这个能力了，或者说你没有这个平台了，我希望「天使望故乡」能把这种意义传承下来，让真诚和善良的表达聚集起来，尽管上面的文章是情感比较充沛的，但没有很假的东西，以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小小的阵地，或者旗帜。
青年志：创立「天使望故乡」时，联合创始人王帅说过一句话，要还严肃写作一个尊严，那么严肃写作的尊严去哪了？
邱兵：我的理解是，在中国什么东西消失了，总意味着它的商业链条没有了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原因，但商业链条差不多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。
你知道奈飞（Netflix）用最多的钱去拍最高质量的作品，甚至拍《百年孤独》，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流媒体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我们没有这个循环，包括严肃写作或者说高质量的写作，如果没有任何变现的可能性，最后就变成了恶性循环。那么你没有商业的链条，去做特别严肃的写作，很多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，你是个怪人，包括我开个个人公众号随便写点啥，他们都很震惊，你这个是不是魔怔了，你这么写流量在哪里，好像日记、博客这样的东西都不能被接受了。
但我相信你特别认真做一件事是有回报的，「天使望故乡」这个号，曾有国内品牌打电话问可不可以商业合作，还说注意到我们接过谁的单子，我回复如果是严肃的商业，可以聊。帅总也希望去做好的东西，会强调商业，但这个商业是立足于好的循环。
所以写作需要尊严，是为了打破恶性循环，建立良性商业循环，让严肃写作被认可，不被异样看待，拥有应有的价值。
青年志：《鲟鱼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，两个50多岁从来没吵过架的多年好友，却在酒吧里因为俄乌问题打起来了。你如何看待当下人们的底层共识越来越少，对立越来越严重的现象？
邱兵：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化的浪潮。查理·柯克被刺杀就是一个例子，他用了一种叫公开辩论的形式，无论在春秋战国、古罗马、古希腊，这在传播文明、启蒙思想上都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。但查理·柯克是用沟通的方式，去传播极化的观点，你看他的攻击性非常强，也有诡辩，他辩论的目标不是要说服对方，而是争取更多的支持者，这种方式在美国非常典型。
互联网让人人都拿起了麦克风。在80年代启蒙的时候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麦克风。金观涛编写了《走向未来丛书》，他就代表了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话语，我们通过买70多本《走向未来丛书》让自己变成一个现代人，让自己睁眼看世界。我们是用追随的心态去生活的，追随好的作家，好的思想者。
说这个话估计很多人会骂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，但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信息平权并没有带来更自由多元的表达，更是更民粹、更极化了。
青年志：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，老一辈（60、70后）吃到了红利，你怎么看这一点？觉得自己是“红利一代”吗？
邱兵：上次我和老同事张明扬做播客时他有一个观点，我觉得挺有道理，好像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的一句话，当我们准备批评一个人的时候，要想一想他可能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么好的时代。
我们工作的时候是吃到过红利的。20年前在上海买一套房能够拿到的回报，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从业10年都未必能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在批评他们的价值观的时候，可能更需要一些换位思考。
《鲟鱼》
邱兵 著
大方｜中信出版集团
2025年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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